近年来因为系统地评点鲁迅作品，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一本新的《鲁迅传》，所以必得重新进行文本的细读和资料的梳理。在重新细读和仔细梳理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过去关于鲁迅的议论中，常有与鲁迅原意和基本事实不符之处，这一弊病至今在评论界也未能完全克服。最典型的例子，是关于提倡“遵命文学”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。长期以来，推崇鲁迅的人总喜欢说他是“遵命文学”的提倡者，并要求作家学习鲁迅精神，自觉地遵循领导意图来创作文艺作品；而另一些人又因此批评鲁迅，说他此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，误导了作家。不错，鲁迅的确说过，他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，“也可以说是‘遵命文学’”，但细勘其说话的语境，就不难发现，他说的是调侃话，讽刺话，这只要看看他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批判“遵命文学”的言论，就可明白。长期以来，鲁迅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，批评依附观念，反对命题作文，非难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，可惜这些言论被有意地“遗忘”或无意地疏忽掉了。而且，在文化态度方面，大家只记得鲁迅说过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”这句话，而无视于他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始，就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: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，更不说他还做了大量整理、研究、介绍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。他所反对的，只是停滞、倒退、不求发展的文化观念，和那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。

真实是文学的生命。传记和回忆录之类纪实性作品，更不能偏离事实。但是，在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中，却颇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的记载，其中有些还不一定是记忆的模糊，而是有意的夸大和虚张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:一是迫于政治压力，凡是受过政治批判的人物，虽然当时与鲁迅关系密切，受到鲁迅信任，也要从回忆中删除，或者斥责他们如何利用鲁迅；二是迎合主流话语，按照上峰所定的调子来回忆鲁迅，于是有些地方“拔高”，有些地方隐去，无形中离开了真实的鲁迅；三是对于有地位的人物，即使在当时做了错事而受到鲁迅批评的，也要竭力回避。我无意于责怪那些回忆者，只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。好在鲁迅本人的文字还在，原始资料也还没有完全泯灭，我们可以据此来加以辨别。